生物安全：吸引产业界参与的战略

近年来的一些事件增加了我们对当前和未来生物战威胁的警识。在美国，2002年的炭疽事件和2003年议会蓖麻蛋白事件都表明：即使是那些很小量的生物制剂也会对人类安全和经济带来重大的危害。建立一个卓有成效的体系来监管、检测和应对生物战，需要生物技术产业界的积极参与。但事实是，大多数生物技术产业界还没有意识到生物安全的重要性，也没有积极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针对美国所面对的生物恐怖主义挑战，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界仅有极少的智力和商业资源致力于此领域的工作。《生物盾牌I号立法》尽管在疫苗的设计和供应方面迈出了正确而良好的一步，但它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缺陷，还不能充分地解决美国所面临的生物检测和监管形势之需要。
相比之下，《生物盾牌II号草案》解决了一些生物技术产业界参与解决生物防卫问题的制约因素，但还不是全部。另外，《安全法案》的实施也不尽如人意。
近年来，在生物安全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从下一代炭疽疫苗的开发和检测，到“USPS生物公害检测系统”的实施应用，但仍有广阔的余地和众多途径来吸引生物技术业界进行生物防卫解决方案的研究。在此领域，生物技术商业组织和大型企业可以、也需要扩大他们的引领作用。
本文主要讨论如何利用政府职能的杠杆作用：政策制定者们如何促进生物技术业界对国家生物安全问题的参与？本文提出八条战略，期望对生物防卫技术和生物威慑力技术带来巨大促进。

雇聘生物技术“中产阶级”参与生物防卫
目前，与生物防卫问题相关的政府部门合作的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类是小型的生物技术公司，它们的一般特点是：雇员较少、市场资本化规模小、商业经验相对较少，等等；另一类是谓之为“引领性系统整合者”的大型企业,它们一般在获得政府的大规模资助方面十分谙熟，但是生物技术方面的经验极少，极少拥有在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病毒学和细菌学方面受过训练的科学家。目前在生物安全问题上吸引产业界参与方面所欠缺的，正是生物技术公司所特长的，即工具的开发、生物信息学和治疗学研究。而生物安全领域对产业界的吸引力在于：可使公司的组织结构稳定、在产品开发方面重视良好的记录、对知识产权的稳固认同、以及对研究结果的快速和强有力的交付使用。
目前，绝大部分生物技术“中产阶级”都缺乏与国家安全部门打交道、订立研究合同的传统。他们不仅不熟悉研究合同相关的法规，还存在这样的认识：按照这些法规行事既复杂又昂贵。政府决策者们可以采取4个步骤来克服这些认识：
1.使生物防卫项目合理化（或者为目前的项目制定更好的指南）。如同人们所知的，从事基础生物防卫研究的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国立变态反应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有大型的资助机会；由于“生物盾牌计划”的实施，在已开发的生物防卫疫苗及其它应对措施方面也有大型的资助机会。但同时也存在其它多种多样的较小规模的机会，涉及生物恐怖行为检测、监管、反应、农业安全问题及其它遍布各联邦机构的相关事务。这些政府的需要正是生物技术中产阶级们有能力快速建立和实施其解决方案的领域。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与基础研究及其政策性政府采购领域的巨大投资相比，许多这方面的项目都显得投资不足。
2.加强高优先度的项目申请及其标书在业界的交流，并向生物技术产业界阐明申请过程。加大力度推动已经开始的相关工作：把生物防卫领域的需要和机会在下列产业信息渠道中广泛传播：科技会议、学术期刊和全国性、地区性和区域性商业组织。
3.在与商业企业合作中采用更为灵活的合同法规。美国国会已经为多个与反恐相关的部门制定了《其他事务处理权限》，但一些近期报告和野外试验表明，这些部门在使用这些工具上行动迟缓。
4.对债务问题给予充分的考虑。由于生物恐怖主义攻击的后果潜在地具有毁灭性，相关的处理手段可能包括向大规模的健康人群投放药物或疫苗，涉及检测与应对的公司的债务风险是非常巨大的。这将是生物盾牌II号的第一份商务订单。同样地，《安全法案》也应该 修订以改善其效率和时效。

吸引生物技术中产阶级和风险资本
生物技术市场包括两个方面的市场：研究技术及其工具的市场和生物技术药物或生物技术公司本身的市场；相对于航空或其他国防工业来说，它是一个新的市场，其发展历程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目前，该市场正在经历快速的转化，充斥着像蛋白质组学这样突飞猛进的领域、像RNA干扰这样全新的领域、对系统和硬件的要求也在与日俱新。生物技术界的研究者们习惯于在一个不断加速的时间框架内扫描和分析新的工具并建立一些标准。其结果是，生物技术界具有高度的风险耐受性，惯常于使用前沿技术，但他们对发展相对缓慢和相对稳定的联邦政府合同和会计系统的熟悉度是有限的。他们需要对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美国专利办公室给予基本的关注，而业界的研究人员还须了解NIH的R01类研究资助规定。
生物技术产业还尚未成熟，据有关估计，其全面的盈利期将始于2008年。由于在生物技术产品研发中存在的漫长开发周期和相对较高的风险，大多数生物技术公司在资本来源上都高度依赖于外部资本。为此，我们必须对相关公司及其投资者具有说服力：对生物防卫商机的寻求是物有所值的。但是，目前美国政府研究合同制度中的成本补偿机制和成本利润机制所提供的利益回报是较低的，在防卫领域的平均运营价差只有生物制药领域的四分之一。
因此，在只受到政府研究合同资助下从事生物防卫，被认为是一种机会成本，其前景并不受大多数生物技术业者和生物技术投资者注意。另外，许多生物技术业者认为：在研究合同资助下或按照《NIH研究工具指南》开发的技术，应该由政府提供、授权某个竞争者经营，或者免费向公众提供。
政策制定者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吸引相关公司来解决生物防卫的特殊需要：
1.对于没有二级市场的生物防卫领域，增加生物技术研究的合同价差；
2.或者，改革税收结构，使参与这些活动的公司维持较高的利润，或者形成对生物防卫解决方案提供者的专利权保护；
3.效仿“阿波罗登月计划”模式，通过对首先成功者的高度回报和公众瞩目，鼓励企业之间在开发生物防卫技术上的竞争。
4.加重利润率，并平衡总收入量。笔者建议8%~10%的回报率，虽然按生物技术界的标准来说是较低的，但其风险也是较低的，是立即可以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回报，是可以鼓励投资的。

培育二级市场
尽管对生物防卫的投资总量是相当多的，但许多生物技术同行对生物技术市场的寿命、利润回报和智力资源的可得性等持怀疑态度。市场分析报告和相关会议频频推荐生物技术业者应该寻求政府投资的生物防卫市场，但同时也存在一个产品和服务的私营市场。
政府可以、也应该发展和支持具有民用和生物防卫用途的研发项目。例如：宿主应答研究项目可以刺激对检测病原体暴露（相对于病原体存在）的复杂新工具的研发，但是这些工具可能对传染病检测也存在重要的可用性。一个新的疫苗研发项目也可能资助着对工具和技术的研发而缩短了某种生物防卫应对措施的研发时间，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应用于开发针对自然灾害（例如SARS）的保护措施。
但是，目前的生物防卫需求有如天花疫苗（天花是一种已宣称被消灭的病毒）或兔热病（在1990~2000年间，全美平均每年仅有124例患者），这种需求还很难形成一种私营市场。在这种形势下，研究项目负责人们应该着眼于开发生物防卫产品和技术有用武之地的水平市场：
1.例如，政府可以培育和发展（生物安全技术的）二级市场，诸如霉菌检测与治疗、对食品和水进行天然病原体和毒素的检验、以及对急诊室、日间托儿所、辅助护理设施、医院和学校等处所的病原体检验。
2.在起草标书的时候，项目负责人应该重视标书中的要求条款是如何来解决非政府需求的问题。如果研究项目中存在二级需求，应该在标书中清楚明白地阐明。如果许多技术都能成功的适应于二级市场，政府的资助和《协作研发议定书（CRADAs）》就将变得不再重要，因为私营产业界也将投资于这些研究。其造成的投资回报率将反映二级市场的存在（则回报率较低）或者缺乏（则回报率较高）。
3.追加私人风险基金以配合政府投资（比如国防尖端研究计划署或者中央情报局下属的风险投资公司In-Q-Tel公司的投资），以有助于培育各种市场化技术。

着力于建立系统解决方案
科学家和工程师经常有一种奇怪的弊病：由国家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对立性引发的有碍创新乃至公共安全的一种弊病——“不在此处发明综合症”（the Not Invented Here Syndrome， NINH）。其结果是经常出现一系列高度专门化的技术，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开发或者难以整合。
在NIH这个掌握着超过15亿美元的生物防卫研究基金的部门，从针对个人研究者的R01类研究资助规定的长期传统到针对更为集成的研究团队的规定，正在引起广泛的争议。政策制定者们和研究项目管理者们可以鼓励广泛的合作和组建团队，以预防NINH综合症。更为重要的是，决策者们可以建立政策和计划框架，目标在于开发集成系统而不是单个的技术。引领性系统集成者可以起到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最好将精力集中于计划管理而不是技术开发，除非他们具备有广泛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商业化经验。

分发关键材料和建立标准
尽管人们可以在没有大量政府影响的情况下设计和建造一个系统，如果没有获取关键性的材料就很难检验和优化一种生物防卫系统。以生物检定器为例，其关键材料包括各种抗体和非活性病原体。目前，这些关键材料都被牢牢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很难以获取。当然，人们还可以寻求替代品，例如可以用Bacillus globigii细菌替代病原体炭疽杆菌（Bacillus anthracis）。政府部门应该建立这些材料灭活品的储备资源库，可以为产业界的注册用户们所得到。
另外一种资源将有助于解决产业界在检验和优化系统时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缺乏标准。如果没有标准，定量检验将无从谈起。现在需要的是一套类似于由国立标准和技术研究所（NIST）提供的标准临床实验室参考材料库。同样值得推荐的是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例如美国环保局的“环境技术验证项目”，对各种技术进行检验并公布相关数据。尽管他们并不对技术进行比较，但他们是使用、评估和制定公共检定器性能参数的少数机构之一。

加强各种终端用户和研究者们的交流合作
生物技术产业界乐于与其标准化的客户打交道，主要是医生、技术研究员和其他研究人员。相反，他们对公共安全的第一反应者——军事或者特别行动组织却是几乎毫无了解，不知道与这个特殊客户群有关的需要、事务和问题。一般说来，各种开发中的技术的终端用户需要与研究者们直接合作，尤其是在转化型研究阶段。这种合作与交流可以使研究基金的使用更加有效：比如吸引生物技术利益相关者参加生物恐怖模拟演练；设计和建立恶劣环境下的反应设施对生物技术产业也是有用的。

对政府项目管理者们进行生物技术产业知识的培训
政府合同研究对许多生物技术公司来说是个外来概念，同样，政府的项目管理者们可能对与生物技术界打交道感到不适应。在这方面，生物技术产业组织应该为促进项目管理者和私营产业界同行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一个论坛，消除彼此间的不了解，促进生物防卫事业的发展。

遴选区域性优秀研究中心，加强商业化转化型研究
2003年，NIAID建立了一些区域性优秀研究中心（RCEs），来提供针对生物恐怖主义和传染病的研发基础设施。人们对这些新的RCEs期待甚多，涵盖了新的检定器、疫苗和治疗手段。但是，这些项目存在一种错误的倾向：追求发表论文而不是提供产品或解决方案。另外，由大学和各个获得准许的组织进行的商业化努力、经验和成功都是各不相同的，一些即使有商业化潜力的技术也有可能无法成功。
这些RCEs应该将来自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人们组织成一种转化型研究组织，定期地审核和报告项目进展情况，协助产品开发，并形成一种“拉动模式”来积极地促进技术流向产业界。另外，知识产权问题需要得以阐明。为了达到商业化的成功，协调参与各方的利益，使之合作和共享不断做大的蛋糕是必需的。
综上所述，如果上述八条措施得到了成功的实现，将极大的消除生物产业界与政府之间的隔阂，建立一套稳定的生物防卫产业体系，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生物防卫部门将得到更好的工具和解决方案来协助他们任务的完成，而产业界也将获得他们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