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良——中国生物工程产业“领跑人”

1991年10月28日上午，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颁奖仪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第七大厅隆重举行。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博士将金光闪闪的奖杯和红彤彤的证书递到获奖者的手上，全场100多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和出席会议的世界各国科学家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当马约尔博士握住年轻的获奖者的手时，禁不住脱口说道：“中国人能获得这个奖，真是没有想到啊！”年轻的获奖者十分自信而又很有礼貌地回答说：“谢谢马约尔先生。不过，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获得这个奖呢？”说完，他将奖杯高高举起，向评委和与会者频频致谢；而后，将自己瘦削的脸颊紧紧贴在了奖杯上。
这位为中国、为亚洲第一次争得如此崇高荣誉的年轻人，就是今天的中国农业大学校长、著名青年生物科学家陈章良。
贫穷是最好的大学
陈章良生命的小船起始于福建省福清县一个紧傍着大海的小渔村。小时候，他的名字其实是叫陈章粮，这是一向缺粮少吃的父亲特意为他取的名字，为的是保佑儿子长大后能有饱饭吃。可上学后，老师说这个名字太俗气，于是为他改名叫陈章良。
“1979年，我所在的乡中学有100多人参加高考，最终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直到现在，陈章良仍然记得当时被卡车摇摇晃晃地拉到县城参加高考的情景，在迎考期间，陈章良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宿觉，他把一生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这次考试上。
考试成绩公布后，陈章良成了全乡惟一的中榜者——他考上了海南岛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栽培系。
刚进校门时，别的同学都会英语，而他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别的同学学外语都有录音机，他却连个小小的收音机都买不起。陈章良回忆道：“由于穷，家里不可能给我一分钱，我就靠学校每月发给的19元助学金和假期打工赚钱生活。学校的饭菜不够吃，木薯和地瓜便成了我大学期间的主要食物。”
有一次，他从英国的《自然》杂志上读到了几篇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玛丽·查尔顿写的有关植物基因工程技术的文章，非常兴奋，便给查尔顿教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他对这个领域的强烈兴趣和献身于这个领域的决心，并希望能到她的实验室去攻读博士学位。
“玛丽·查尔顿教授很快给我回了信，随后还派了一位华裔教授到我所在的学校对我进行面试。”陈章良至今认为自己很幸运，这位华裔教授与陈章良接触后，对他在那样艰苦的学习条件下竟能获得如此丰富的知识感到十分惊讶，特别是陈章良奋发向上、追求科学的精神以及他那敏捷的思维和少见的才气，让这位华裔教授十分欣赏。这位教授回去后，向美国华盛顿大学郑重的推荐了陈章良，并建议录取这位年轻的中国人。
1983年，即陈章良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和医学部的研究生。
不输的是中国人的志气
陈章良到美国不久，便了解到当时国际上生物学最新的领域是世界著名生物工程学家毕齐所从事的重组DNA技术，而毕齐教授又正是他仰慕已久的科学家。于是，他想方设法，终于成为毕齐教授的得意弟子。
当时，陈章良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的研究课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洛杉矶的几所大学也在紧张地进行着。而且，他们的研究方法、路线甚至手段也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他和其他几所大学的研究者们实际上是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陈章良很清楚：“我只有甩开膀子，拼命奔跑，比别人动更多的脑子、下更大的工夫，才能在这场竞赛中最先跑到终点，夺得金牌。”于是，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只睡5个小时，几乎每天都要在实验室里工作12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就在实验室里躺上一会儿，然后再接着干。“我现在每天只睡5个小时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
1985年，还是华盛顿大学三年级研究生的陈章良终于率先“冲刺”，取得了两项重大研究成果：一是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的基因转移到烟草和矮牵牛上；二是在第一项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地总结了这个基因的转化植株及其后代的遗传规律，并成功地作出了证明且提出了其表达的分子模式。
陈章良突出的科研成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86年和1987年，他连续应邀出席了代表当今世界生物学界最高水平的两届国际权威性会议——美国高登学术会议。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华盛顿大学提前一年半向陈章良颁发了博士学位证书。
1987年1月，获得华盛顿大学生物及生物医学博士学位的陈章良，谢绝了美国几家公司和科研机构的高薪聘请，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回到了他深深眷恋的祖国。当时北京大学爆出一个特大新闻：一位年仅26岁的年轻人，竟当上了北大副教授。
回国后，陈章良在北大主持了国家863计划中的多个研究项目，他与同事们一起，在北大建成了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1991年11月，陈章良在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科学家参加的竞选中，以其卓著的植物基因工程技术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力克群雄，荣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颁发的被称为青年诺贝尔奖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从而成为该奖自1987年以来最年轻的单独一人获奖的青年学者，而前两届获奖者均为两人共享。
统帅民族生物产业国家队
陈章良从事的生物技术及分子生物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因的克隆上，他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获得抗虫、抗病的转基因植物，研究卓有成就。在植物蛋白质工程和基因农业等课题研究上硕果累累的陈章良，是把生物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先行者。最令同行们羡慕的是他兼具科学家和成功的企业老板双重身份，站在生物科学前沿的陈章良，更懂得技术产业化对中国的意义。
在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深圳市北大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陈章良曾感慨道，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去经营什么企业。“当初生物系是个穷系，穷得连教师都不安心。我刚回国时，面对几乎为零的研究基础，我得从头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他说：“第一次往实验室搬东西的时候还不会骑北方的平板车，当我歪歪斜斜地骑过未名湖边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平板车该如何拐弯，我拼命要拐弯，整个平板车都翘了起来，结果是连车带培养箱都滚到未名湖里去了……”
1992年，陈章良以企业家的智慧，和潘爱华等人在北大未名湖畔成功创建了目前中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工程制药企业之一——北大未名生物集团公司，开始致力于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实践，很快便成为拥有17家子公司的集团；接着又创建中国北大生物城——一个中国未来最大的集科研、开发、生产为一体的现代化生物工程产业基地。
以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和酶工程为主的生物工程，被认为是21世纪科学技术的核心。基因农业、基因药物已经给美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作为中国生物工程的带头人，陈章良深知，他要寻找一个好项目，以带动中国基因工程产业的发展。
α-Ib干扰素（赛若金）从研制成功到大规模生产，创造了五个第一：第一个采用中国人基因的生物工程药物；卫生部批准生产的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国家一类新药证书；中国“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第一个实现产业化的项目；第一批国家火炬项目。
α-Ib干扰素实验室的研究开始之后，一位外国专家曾断言：中国要实现干扰素的产业化，只能是天方夜谭。然而，科兴生物工程公司的诞生，打破了这一预言。在过去的5年里，科兴人创造了奇迹：从一项技术到成熟的产品——赛若金，从一个企业到中国最大的生物工程基地。1996年科兴的销售额为6000万元，两年后便被改写为2亿元，利税增长了将近12倍。“赛若金”一跃成为中国干扰素第一品牌，连续三年所占市场份额超过60%。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是一个巨大的链环，缺一环都可能面临失败。侯云德院士、陈章良教授、潘爱华博士，三个基因工程领域的杰出人物成就了一个中国基因工程产品，它是中国科学家智慧的象征。
年轻的产业，年轻的心态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专家型学者和许多重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陈章良多年来始终保持着拼命工作的精神状态。在北大未名湖畔那座小小的实验室里，只要不外出，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晚12点以前，他实验室的灯光从来不会熄灭。
为了能使自己有个好身体，陈章良始终坚持锻炼，每天中午都要参加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我喜欢打排球，只要在家，北大的排球场上，每天都能见到我。”当了北大教授后，他还是系教工排球队的主攻手。到了周末，他有时还要去爬山。他说，爬山可以接受大自然的洗礼，让自己的心胸在大自然中变得更加纯净而又开阔。因此，他体魄健壮、精力充沛，尽管每天只睡5个小时，却一点也不感到疲倦。
陈章良“领跑”着中国生物工程产业，他曾先后获过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五四”青年奖、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工作者“金牛奖”、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还当选过“全国科技先锋”、“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与“世界十大杰出青年”等，陈章良的名字几乎已经是中国生物工程产业领域的一种标志。
目前陈章良还担任着全国青联副主席、国家“863”高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等多项社会职务。他感慨地说：“在美国，30多岁的人已经不算年轻了，30多岁担任重要职务的多的是，但在中国，像我这样26岁就当了北大副教授，32岁当了生物系主任，34岁又当上北大副校长，41岁出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恐怕只有我一个，所以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要大得多。”
他深深懂得，只有承受住各种的压力，才可能站得住脚。他不分白天夜晚地干，只要一天不进实验室，就像丢失一件重要东西似的难受。他说：“我毕竟还很年轻，我的路还很长，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摘自《中国高端访问》余玮    吴志菲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