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andMe的起起伏伏

Anne Wojcicki 图片来源：Gabriela Hasbun

Anne Wojcicki办公室里有一个广告牌，铭记着她的公司——23andMe的态度：运转起来。

正是由于这种性格，Wojcicki于2006年开始“破坏”医疗保健行业秩序。她创立基因测试公司23andMe，目标是将复杂的DNA分析放到消费者的手中，给他们提供关于健康、疾病和祖先的信息，并允许公司将基因数据出售以促进研究。

但在2013年，这一愿景遇到了障碍。Wojcicki并不认为她需要监管部门的批准来提供有关客户健康风险的信息。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并不同意，并责令23andMe停业整顿。

FDA的行动促使Wojcicki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制定策略调整公司与监管机构间的合作。“你必须接受一点，就是你身处监督之中，而且，‘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Wojcicki说。

而经历多年努力，如今终于峰回路转。4月，23andMe针对10种疾病风险的个人基因组服务遗传健康风险（GHR）测试成为FDA批准的第一个消费级基因测序产品。自此，该公司可向用户提供包括帕金森病、阿兹海默症等10种疾病遗传风险的报告。这被业界视为监管层在对消费级层面的基因测序亮出橄榄枝。

自那以来，该公司推出了广告闪电战，极大地扩大了其客户群。与此同时，该公司宣布完成2.5亿美元融资，投资者估计其市值已超过10亿美元成为硅谷口中的“独角兽”——奇缺且有价值的企业。

但对科学家来说，23andMe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数据。该公司拥有超过200万名客户，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基因链接健康数据的集合。它已经出版了80份出版物，与制药公司签署了20多份合作协议，并成立了自己的治疗部门。

“它们已经悄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因研究项目。”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心脏病学家Euan Ashley说。

但种种利好消息并不意味着23andMe面前已一片坦途，随着成长，它还面临新的挑战。它必须维持消费者的信任，击退竞争者，并证明它可以利用基因数据制造新药——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困难目标。而且，23andMe还有很长的路要走：FDA不允许它告诉客户许多与人类健康直接相关的遗传结果，比如与乳腺癌有关的BRCA基因。

但Wojcicki并未被吓退。“我非常顽固。”她说。

颠覆传统

23andMe在加州山景城的总部，十分具有创业氛围，这与该公司11年的历史似乎并不协调。

粉红色和绿色的箔纸气球漂浮在小隔间里，以纪念员工的工作周年日。小厨房里放着健康的零食。所有员工的宝丽来照片都贴在免费自助餐厅的墙上，并按员工加入公司的顺序排列。

当然，第一张照片是Wojcicki，她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长大，是一名教师和一名物理学教授的孩子。她在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主修生物学，并在那里玩冰球。

2006年，Wojcicki与Linda Avey和Paul Cusenza联合创办了23andMe。他们希望颠覆传统的健康保健模型。第二年，该公司获得895万美元投资。

Wojcicki旨在通过销售一种廉价测试吸引数百万顾客，这种测试能揭示出几十种遗传倾向，它们会带来疾病风险，也会导致秃顶、肥胖和耳垢等琐碎问题。Wojcicki想让基因组变得有趣，从而更好地吸引顾客。她把产品交到时髦人士手中，并激起媒体的兴趣：在接受了一项测试后，伊万卡·特朗普高兴地说，她患上肥胖症的遗传风险非常低。在2007年的一项市场测试中，Wojcicki和Avey被誉为有远见者。

与此同时，科学家表示怀疑。与基因相比，家族病史是预测大多数疾病风险的更有力指标。对23andMe持长期批评态度的斯坦福大学律师兼伦理学家Hank Greely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直接对消费者进行测试的好处是介于小和零之间的。”

此外，人们还质疑23andMe销售客户数据以帮助开发药物的作法。许多公司一直在尝试利用基因数据设计药物，但收效甚微。例如，冰岛雷克雅未克的deCODE公司曾将冰岛大约一半的成年人纳入了基因研究。尽管该公司的研究为疾病的遗传机制提供了一些见解，但它尚未产生一种药物。

而且，随着商业化基因测试业务不断发展，政府监管部门开始担心测试数据遭到滥用。2013 年，FDA禁止23andMe出售基因检测服务。Wojcicki几乎不知所措。“很明显，我们把他们惹毛了。”她说。

重回正轨

很快，Wojcicki访问了基因健康公司律师Kathy Hibbs。

“我能在一年内完整得回公司吗？”Wojcicki 问Hibbs。“你可以，但需要几年。”Hibbs回答。她还劝告Wojcicki要与监督者合作。

这对Wojcicki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调整。她不认为FDA应该阻止顾客学习自己的基因信息。但是Hibbs和其他人说服她，向FDA“投降”是拯救她公司的最快方法。

当时，对于发出的禁令，FDA发言人Jennifer Dooren解释说，严厉的监管措施是必要的，因为23andMe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测试技术准确有效。在FDA看来，在缺乏必要的数据和文件支撑的情况下，23andMe的技术完全缺乏说服力。

不久后，Hibbs应邀出任23andMe的首席法律及监管官。她非常熟悉FDA的监管框架体系，知道什么样的数据和文件能让FDA承认医疗技术准确有效。后来，Hibbs成功重建了23andMe与FDA的关系。

到2014年底，Hibbs认为23andMe已经准备好，所以她申请FDA批准一项测试，目的是告诉消费者其后代遗传一种叫做布鲁姆综合征的风险。2015年2月FDA批准该测试。

但当时，这一消息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巨大关注：布鲁姆综合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大约5万个阿什肯纳兹犹太血统的人中只有1个患者。但是，23andMe成为第一家被批准在美国为消费者进行直接基因检测的公司。

对于这次挫折，Wojcicki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次机遇，让公司发展得更好的机遇，同时也是通过改进产品来扭亏为盈的机遇。“禁止令是一针清醒剂，它让我们开始倍加小心地应对各种事务。”

于是，23andMe开始广揽人才，升级已有服务，力图通过这些措施来达到FDA的监管要求。设计师提出了帮客户更好地理解基因测试报告的新方案，监管顾问有条不紊地整理出提交给FDA的文件，业务开发经理为基因大数据找到了更多的战略合作者，药学家开始有针对性地研发药物。

铺平发现之路

尽管23andMe面临FDA的阻力，但它仍在进入药物开发领域。这个计划的关键是把Richard Scheller带上船。

2013年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得主理Scheller曾是基因泰克公司研究和早期发展执行副总裁。而Scheller在2014年12月宣布从基因泰克公司退休的那天，收到了Wojcicki的电子邮件。4个月后，Scheller来到了山景城，以首席科学官和治疗学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走马上任23andMe。

Scheller不仅被23andMe数据库的规模所吸引，也被它的丰富性所吸引。顾客们平均要回答300个问题，包括他们的病史。这使得Scheller团队能尝试基因药物新开发方法。

通常，基因药物研发的标准方法是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即GWAS，科学家将疾病或特征聚集在一起，然后寻找似乎对其有贡献的基因变异。但Scheller团队可以做相反的事。他们从一个已知药物靶点的特定基因开始，然后寻找疾病或健康特征（PheWAS）。“我们只是让数据库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Scheller说。

计算生物学家Fah Sathirapongsasuti的数据显示，PheWAS方法在药物研发领域将有效果。而且，通过进行额外的表现型关联研究，Scheller团队现在已经决定将注意力集中在针对癌症、心血管疾病、皮肤病和免疫疾病4类疾病的7个药物目标上。

现在，大多数科学家不再认为23andMe只会夸夸其谈，研究人员正在排队与该公司合作。

Wojcicki的风采又回来了。她开始“察纳雅言”。但是，她是否有能力正确地解决问题，将23andMe推向正确的航道，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如果她坚持信念，那么，她的怀疑者们有朝一日会成为硅谷真正的独角兽——如此稀有，你很难相信他们的存在。（唐一尘编译）